盒饭里的岁月

　　 历史上记载的k22顿飞机餐，距今正好100年。没想到正是在这一年，空姐们“要牛肉面还是鸡肉饭”的灵魂发问，成为了记忆里的回声。

　　 我的最后一程是川航，这是我k22次坐川航，早听说它饭食美味，还会赠送一两勺老干妈，可惜，我还来不及吃到传说中的川航盒饭，它就已经成为了历史。

　　 其实说起来，飞机餐也好，火车上的盒饭也好，虽然饱受嫌弃，但都承载着旅行中的意义与旧时光的回忆。

　　 有人写过一篇小文，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火车上的盒饭。那时还是绿皮火车的天下，一趟旅程，十几个小时到几十个小时不等。吃喝拉撒睡，都在车上。小国家无法体会中国土地之宽广，小国家的人也无法体会这种博大之下，中国人的安土重迁与对旅途的复杂情绪。

　　 那个年代，绿皮火车上的饭菜是用铝皮餐盒装的，猪皮饭、凉拌粉丝，一荤一素，拿着粮票去换，饭管热管饱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能在火车上这样吃一顿已经很好。到了七八十年代，火车餐车的盒饭有所改进，青椒炒肉丝、肉片炒黄瓜、烧鱼片登上历史舞台，3毛钱就能吃一顿。

　　 绿皮火车的历史也是有限的，春运时人得从窗口塞进去的客运奇观成为历史。它被空调火车取代，后来又有了更快的动车、高铁。

　　 人们的旅途时间在缩短，火车盒饭的价格却在不断提升：15块、25块、块、块。前几年，不断供的15块盒饭成了历史，卖完即止。许多人转而选择了泡面。

　　 日本的便当文化由来已久，他们不仅在旅途中吃便当，赏花、上班、上学，他们都带着便当。说到底，这个传统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宋朝时，有一种被称为“食盒”的物件儿，那便是最早的便当了。瓜果酒食，都装在里头，出门就带上。《我喜欢带便当》里有一出宴饮，桌子上就摆着食盒。

　　 日本人习惯吃冷食，这给他们的便当文化开了一条阳光大道，推及他们的铁道便当，许多都是饭团、果子、冷菜做的拼盘，冷食文化使得他们的便当种类繁多，花样百出。

　　 中国人是爱吃热食的，总是热腾腾的饭菜才显得好，于是无形中增加了火车盒饭及飞机餐的难度，大锅菜炒出来，基本是很难下口的，再经过冷库保藏、冷链运输又再加热，那味道想必难好了。所以中国人想要在铁路上吃上可口的饭菜，那不单单是运营商的问题，也不是厨师的问题，那是一道技术难题。

　　 不过，日本和台湾铁道便当有一点确实做得挺好：上等米饭，造型优美，饭盒精致，十分用心。

　　 因为好吃、好看又不贵，日本的北海道海鲜便当、神户和牛便当、广岛鳗鱼便当，台湾的池上饭包、奋起湖便当、花莲怀旧铁路便当等都成了游客必打卡的美食。《我喜欢带便当》里，谢霆锋就带着舒淇吃了台湾的火车便当。

　　 对比起来，我们的火车盒饭确实心酸了点。不过，我们有强大的外卖呀，实在不爱吃，铁道外卖等着您。

　　 在中国，盒饭似乎一直带着一种负面色彩。除了旅途中它所代表的低档口味、粗糙体验，它还总是与小人物的形象挂钩。

　　 常看香港影视剧的人，应该熟悉港剧、港影的“盒饭文化”。盒饭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。港式盒饭，多是几块烧腊加几根蔬菜，肉汁渗进饭汤里，油滋滋的，最后再卧一个鸡蛋，看着就令人食指大动。

　　 香港影视剧里，黑帮成员如果吃饭，打边炉和盒饭是高频选择。古惑仔就算做到扛把子级别，也会经常吃盒饭。这是因为，他们出身底层，刚开始打拼时只吃得起十几块钱的盒饭，等做了老大，这种习惯与口味已经深植入骨髓。

　　 《我喜欢带便当》里曾志伟在警局吃盒饭场景同样很经典。在别人的地盘上，他大快朵颐地吃着盒饭，这大概是将盒饭吃得最风光的黑帮老大了。但再风光，也不过是一份盒饭而已。

　　 周星驰的电影里也经常出现盒饭。最经典的是《我喜欢带便当》，盒饭是整部电影的线索。周星驰执着地问场工吴孟达要盒饭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合格的演员，值得一份盒饭。可吴孟达就是不给他，否定他的演员身份。我看电影时，竟因为星爷的执着，产生了对那份盒饭的向往，想尝一尝究竟是什么味道。

　　 星爷还有一张动图流传很广。他走在马路上，湮没在人群中，一边抽烟，一边吃盒饭。这是星爷刚出道时一部作品里的场景-k22《我喜欢带便当》，背景音乐是《我喜欢带便当》。

　　 撇开角色，这个场景令人感到一阵酸楚，那是刚出道时周星驰的真实处境，也是每一个我们在社会上打拼时的样子。为了生活，狼狈、辛酸，为风尘所累。

　　 当你端起盒饭，咽下那些不那么精致的食物的同时，也咽下了自己所有的故事和泪水。

　　 2018年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了一个特殊奖项，叫“专业精神奖”，得奖的是一位茶水工。在香港剧组，茶水工的主要工作是管着剧组的盒饭。

　　 这特别像一个隐喻，暗含着一种象征意义，肯定了盒饭在香港影视剧中所起的作用，无论戏里还是戏外，也肯定了每一个小人物在生活中的位置，无论是茶水工还是剧务。

　　 它兴起于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之时，人口的大量流动：农民工进城、新型白领占领城市广场，催生了它。

　　 在火车站旁、小商品市场、货物集散地、城市建筑工地与城市便利店里，盒饭有着它独特的位置。它代表着繁华背后的暗流。

　　 在城市各个工地旁，你常能发现十块钱一份的盒饭小摊，无论物价如何上涨，它一直维持那个价格，两荤两素，管饱。

　　 有些工地不提供食堂，工人们舍不得下馆子，这种盒饭小摊承担了他们一天的饭食。买一瓶啤酒或一大瓶绿茶，就着饭菜喝下，一天的疲惫就都消除了。卫生与口味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，他们不去抱怨，便宜、管饱就行了。

　　 还有一种盒饭形式，如今可能少了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有卖盒饭的小贩推着小车穿梭在各种市场里，他们的盒饭多供应给在市场里做生意的个体户，两块钱一份的一荤两素，5块钱一份的两荤两素再加一个煎鸡蛋。生意人没有时间做饭，实惠的盒饭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选择。

　　 “叫卖盒饭”与个体生意的发展是同步的。当大型超市、商场渐渐地进入人们的生活，个体户的数量随之减少，“叫卖盒饭”便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终点。

　　 如今在城市里，见得最多的盒饭还是在便利店里。城市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便利店的存在，也习惯了便利店盒饭带来的饱腹感。

　　 全家便利店有这样一组数字：每日便当需要10吨大米，做成4万斤米饭，每天销售30万个盒饭。

　　 今年， 便利蜂出了一个盒饭数据，备餐便当所在区域的盒饭销售数据。

　　 中关村勇夺k22意料之中，毕竟码农满地跑。可酒仙桥为何能排到第二呢？因为酒仙桥也聚集爱心便当简单，正是拼命的时候。出游带便当是0，江湖传闻，0加班程度甚至强过阿里。

　　 数据还显示，西二旗的盒饭销售时间持续到晚上12点。这里聚集了百度、华为、滴滴k减肥便当盒，加班文化反应在了盒饭上。

　　 便利蜂卖得的一道菜是烧汁豆腐，看来程序员们十分青睐它。那无数个加班的夜里，烧汁豆腐的味道或许能够减轻加班的哀愁。

　　 蔡澜写过一篇《我喜欢带便当》，记录了他这些年到各处拍摄时吃过的盒饭。

　　 有台湾盒饭，上面铺着一块炸猪扒，下面盛着池上米饭，“最美味的不是肉，而是附送的小鯷鱼、炒辣椒豆豉，还有腌萝卜炒辣椒，简直是食物的，当年年轻，吃上三个圆形铁饭盒面不改色”。

　　 有日本便当，“没有预算时除了白饭，只有两三片黄色的酱萝卜，有时连萝卜也没有，只是两粒腌酸梅”。

　　 当盒饭沉浸在回忆的河流里，似乎披上了一层柔光。蔡澜的怀念，大概不是因为盒饭有多好吃，只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当时的岁月。就像那位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绿皮火车盒饭的作者一样。

　　 梁家辉曾拍过一部电影，叫《我喜欢带便当》，电影中，他坐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吃盒饭。

　　 那大概是最美好的吃盒饭的样子。他打开饭盒，每吃一口饭，都要刮净饭勺，哪怕那饭盒里，只有一片蔬菜。吃完饭，他将开水倒入饭盒，喝下，最后，将桌上掉的米粒捡起来吃掉。郑重的样子，就像完成一种仪式。

　　 盒饭最终的宿命或许是败给泡面。泡面大概会凭借方便与廉价继统治火车、高铁之后，再统治飞机。泡面永远不死。

　　 从前，有一份盒饭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像梁家辉一样，充满敬畏地将它吃进肚子里。

　　 6.最早的“火车餐”什么样？怀念年代的餐车盒饭，至今记忆犹新